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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对章学诚袁枚治学精神的传承发展（第2页）

钱锺书最后阐发己意说：

夫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术，征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道心之微，而历代人心之危著焉。故不读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据相斫之书，不能知七国；不究元祐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之录，不能知两宋。龚定庵《汉朝儒生行》云：“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断章取义，可资佐证。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之为政典，龚定庵《古史钩沉论》仅道诸子之出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谈艺录》（补订本），第266页。

这段总结语力排众议，独抒己见，兼具史识哲思，是钱锺书对“六经皆史”说以及类似观点的“大判断”钱锺书认为，诗家有“大判断”之说。，颇有横扫千军、一洗万古之势。从内在逻辑来看，这段话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钱锺书从“言”与“境”的关系——即言论著述与时代环境的关系——的角度指出，从“六经”等典籍及三教九流的著述中，可以“见一时之政事”，“窥一时之风气”；其次，钱锺书从“道心”与“人心”的关系的角度指出，道心的幽微难明，恰恰彰显了历代人心的凶险难测，因此，不读诸子百家儒老名法的著述，只看记录战事与兵法的“相斫书”，就不能深刻理解战国时代，不深究元祐党争、庆元党禁以及与此相关的理念之争，只看系年的史书（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类），就不能真正理解两宋；最后，钱锺书在历数王阳明、章学诚、龚自珍的偏失后指出，经史子集都是“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因此，“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

钱锺书之说显然是以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及《伪古文尚书瘙
簚大禹谟》“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之说为依托，但他又自出机杼，大胆提出了“经、子、集皆心史”这样的观点，从而极大拓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按照钱锺书的思路，经、子、集虽非史部之书，却是“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从中可以窥见“历代人心”，如果仅仅依据史官对历史事件的记录考察历史，而忽视了政典、哲学、文学中所折射出的时代心声，就不能深入把握一朝一代之真精神，也不能尽窥历代人的内心世界。龚自珍所谓“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正可以形象地诠释钱锺书读史入心、四部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既和陈寅恪视其著述为“所南心史”（即宋遗民郑思肖的诗文集）的心路相呼应，又和西方的心态史学灵犀相通。心态史学“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1页。，这种新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为钱锺书的“经、子、集皆心史”说提供了更有力的佐证。三钱锺书的“经子笔趣”说

如前所述，钱锺书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拓展为“经、子、集皆心史”。这是试图从“史”的角度会通古今载籍，既有助于开阔史学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传统人文学。与此相应，他还试图从“文”的角度会通古今载籍，贯通人文之学。

他在分析“易之三名”时指出：“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词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管锥编》（第一册），第7页。也就是说，双关语作为一种有助于营造“诙谐”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不仅为文学家所擅长，也会出现于严肃的哲学著述。

在《管锥编瘙
簚老子王弼注》第十七则中，钱锺书解释《老子》第七二章中“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这句话说，这里的“厌”字“一字双关两意”，第一个“厌”，是“餍足”的意思，第二个“厌”，是厌恶的意思。《管锥编》（第二册），第712页。串起来讲，“夫唯不厌，是以不厌”的意思是说，只有不过于满足，才会不讨厌，比如，美食吃得太多，就会感到厌倦，少吃点，才会更加喜爱。唐代散文家元结在一篇铭文中也借助“厌”字的双关意，表达过相似的意思，他说：“目所厌者，远山清川；耳所厌者，水声松吹；霜朝厌者寒日，方暑厌者清风。于戏！厌、不厌也；厌犹爱也。”《管锥编》（第二册），第712页。这里的“厌”，就是“不厌”，就是“爱”，之所以“爱”，是因为远山清川，水声松吹，霜晨寒日，暑天清风，皆有动人之美，却都超逸淡远，怡人而不媚人，不会令人厌倦。对于《老子》第七一章中的“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说，钱锺书解释说：“第一‘病’即‘吾有何患’之‘患’‘绝学无忧’之‘忧’，第二、三‘病’即‘无瑕谪’之‘瑕’‘能无疵乎’之‘疵’。患有瑕疵，则可以去瑕除疵以至于无。”《管锥编》（第二册），第712页。

在举例说明《老子》这一“义理之书”中亦有诗文中常用的双关手法后，钱锺书进一步指出：

涉笔成趣，以文为戏，词人之所惯为，如陶潜《止酒》诗以“止”字之归止、流连不去（“居止”“闲止”）与制止、拒绝不亲（“朝止”“暮止”）二义拈弄。哲人说理，亦每作双关语，如黑格尔之“意见者，己见也”（EinMeinungistmein），毕熙纳（L.Büuer）及费尔巴哈之“人嗜何，即是何”（DerMenschist，waserist），狡犹可喜，脍炙众口，犹夫《老子》之“道可道”“不厌不厌”“病病不病”也。经、子中此类往往而有。《管锥编》（第二册），第712—713页。

盖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管锥编》（第二册），第715页。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文人与哲人，审美与思辨，并非判然两分。哲人可以有文人心性，思辨中可以融入审美元素。例如，哲人在说理时，也会像文人一样，讲究“修词”，追求“机趣”。黑格尔所谓“意见者，己见也”（EinMeinungistmein），毕熙纳（通译“毕希纳”）及费尔巴哈所谓“人嗜何，即是何”（DerMenschist，waserisst），《老子》所谓“道可道”“不厌不厌”“病病不病”，就是明证。钱锺书在这里引用了两句德语原文，其中，Meinung是指“意见、看法、观点”，mein是物主代词，意为“我的”，由于一个人的意见、观点往往局限于自身的视野，所以，貌似客观的意见往往是个人的主观看法，黑格尔所谓“意见即己见”，正是有见于此，巧合的是，Meinung一词中恰好嵌着mein这个物主代词，黑格尔见机而作，构造出了EinMeinungistmein（本意为“意见是我的”）这个颇具修词机趣的说法，巧妙而精警。毕希纳、费尔巴哈所谓“DerMenschist，waserisst”，也同样巧妙，句中的ist是“是（sein）”这个动词的第三人称现在时直陈式，isst则是“吃（essen）”这个动词的单数第三人称现在时直陈式，Mench意为“人”，was意为“什么”，全句的本意是“吃什么，像什么”，类似章学诚所谓“读书如吃饭，善吃饭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清］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461页。。妙的是，ist、isst不但形近，而且音同，通读全句，不但能体会到人之所嗜决定人的本质这一深刻哲理，也能感受到哲学家的诙谐笔趣，令人会心一笑。汉语修辞学里有所谓“析字格”，包含化形、谐音、衍义三类，毕希纳、费尔巴哈的“吃什么，像什么”之说，可以说是综合运用了化形、谐音这两种手法，所以具有比较突出的修辞效果。

钱锺书提醒研究者注意中外哲学家的修词与笔趣，除说明“文字游戏”不限于文学作品、修辞研究应从文学文本扩展到哲学文本以至历史文本之外，还有更大的关怀。从《管锥编》所评十部大书横跨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他在研究思路上的打通文、史、哲三科着眼，钱锺书应当具有从审美研究出发会通中国古典人文学的愿心和抱负。他所谓“涉笔成趣，经、子中往往而有”“经、子古籍亦有文字游戏三昧”，显然是要打破经、子之学与词章之学的壁垒，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体。这种治学理念深合于“章氏文史之义”，也可以视为钱锺书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传承发展。

章学诚主张打通经史，打通义理、考据、词章之学，超越经师、文人、理学家之壁垒，以求周孔之道。他指出：

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悲夫！《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原道下》，第103—105页。

《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史德》，第267页。

在第一段引文中，章学诚再次强调指出，治学、治史的目的是求道、明道，也即还原“周孔之道”。因此，探究“义理”为治学、治史之第一义，“训诂章句”“考求名物”只是手段，并非治学、治史的目的。由于“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等实证研究需以“博学”为基础，所以章学诚说，“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在“博学以实之”之外，还要“文章以达之”，也就是说，治学并非创作，讲究词章并非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义理之思得以准确传达，即孔子所谓“辞达而已”［三国］何晏注、［宋］邢疏《论语注疏·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519页。。换句话说，在经史研究的范畴内，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皆以求道、明道为指归，三者不可分割，必须“合于一”。章学诚所谓“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意为只有通晓《诗经》的赋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其“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的风格特征，才可以讲解《春秋》这部经书（清赵翼曰：“《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清］赵翼：《陔余丛考·春不书王》，商务印书馆，1957，第36页。）。此说固然是从维护“名教”的角度立论，但也揭示了词章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内在联系。但当时学界却是“经师互诋”“文人相轻”“性理诸儒”“交攻”，有如庄子所说的“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章学诚因而有“悲夫”之叹。

钱锺书在分析“易之三名”时，引用苏轼《前赤壁赋》中的文句“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解释易理，然后指出：“词人妙语可移以解经儒之诂‘易’而‘不易’已。”《管锥编》（第一册），第11页。类似的说法有，“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矣”“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秀才读诗，每胜学究”“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他又在解析《列子张湛注》“用之不勤”一句的注释后强调指出：“训诂须兼顾词章、义理。”《管锥编》（第二册）。由此可见，钱锺书和章学诚一样，也对“百家不合”的学术现象深感忧虑，他因此发扬“章氏文史之义”，力倡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的融通。他和章学诚的区别在于，章学诚以探求“周孔之道”为治学目标，而他研读经子古籍之际，不光有求道之心，也致力于探究其中的“文字三昧”。四从“六经皆文”到“经、史、子皆文章”

如上所述，钱锺书的“经子笔趣”说着眼于打破经、子之学与词章之学的壁垒。与此相呼应，他的“史蕴诗心”说则是着眼于打破历史学与文艺学的樊篱，两者一脉相通。他指出：“流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谈艺录》（补订本），第363页。又指出：“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补订本），第38页。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对刘知几的“视史如诗，求诗于史”深为赞赏。《管锥编》（第一册），关于钱锺书“史蕴诗心”，论者颇多，可参看李洪岩《史蕴诗心：浅论钱锺书的史学观念》（《北京日报》，1994年4月28日第7版），《史蕴诗心何疑之有：与赵光贤教授商榷》（《北京日报》，1994年7月20日第7版）、李洲良《论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等文。

如果将钱锺书的“经子笔趣”说与“史蕴诗心”说合为一体，即可推出“经、史、子皆文章”的治学思路。所谓“经、史、子皆文章”，即是指经部、史部、子部的典籍皆有“文学性”，皆为文章渊薮，皆是文学研究资料。这是因为，诗文家之外，经、子、史诸家，皆有“诗心”，皆求“笔趣”，其为文，皆有谋篇布局、修辞声韵等审美考虑。因此，以治文学为务者，既可效刘知几，“求诗于史”，亦可效金圣叹，从哲人、史家笔下观文法金圣叹《〈三国志演义〉序》云：“余尝集才子书者六。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谬加评订，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此序为毛宗岗所作，托名金圣叹。。这种通观四部典籍以求艺文之道的治学思路，可以说是对袁枚“六经皆文”说的一大发挥。

袁枚指出，“《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清］袁枚：《答惠定宇书》，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528页。他论证说：

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论者先散行后骈体，似亦尊干卑坤之义。［清］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398页

又说：

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矣，必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清］袁枚：《虞东先生诗文序》，《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380页。

袁枚的上述观点，显然是祖述孔子的“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之说。孔子认为，“言”的作用是“足志”，“文”的作用是“足言”，“不言”则无人知其“志”，“言”而无“文”，则不能广为传播。［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85页。袁枚所谓“古圣人以文明道”，即孔子所谓“文”以“足言”“足志”；其所谓“六经”“实以文传”，“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即孔子所谓“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袁枚之说的新意在于，他明确指出，“明道”“不讳修词”、不避“修饰”，“明道”之“文”必使“使天下人矜尚悦绎”，因此，“六经”不仅是明道之书，而且是“文之始”［清］袁枚：《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544页。：除“骈体”滥觞于“六经”之外，《诗经瘙
簚关雎》为“有韵之文”的鼻祖，《尚书瘙
簚尧典》为“无韵之文”的鼻祖。［清］袁枚：《答戴敬贤进士论时文》，《小仓山房尺牍》，上海世界书局，1936，第127页。

袁枚的这种于六经探文原、观文心的思路，在钱锺书的治学体系中发展为广求文章义法于经、史、子、集四类典籍。其《管锥编》一书即是明证。此书分别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部典籍加以考论。这十部书，分属经、史、子、集四个部类。钱锺书不光于哲学类的“经、子古籍”（如《周易正义》《老子》《列子》《焦氏易林》）中探究“笔趣”，也在史学典籍（如《左传》《史记》）中探究“诗心”，其会通六经四部以观艺文之道的用心，跃然欲出。

在上一节中，已述及《管锥编瘙
簚老子王弼注》所论之“双关语”现象，除此之外，还可以从《管锥编》对《周易正义》《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及《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诸书的考论中，发现诸多文艺学范畴的探讨和评述，分别涉及修辞学、文体学、叙事学、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文学以至文艺本原论等各领域，虽然多为琐细之谈，却也不乏探本之论，隐隐然与《谈艺录》《七缀集》以及《管锥编》对《毛诗正义》与集部之书的艺文评等交互映发，构成了一个诗学文论的潜体系，如“互文相足”“比喻有两柄多边”“修辞兼言之例”（《管锥编瘙
簚周易正义》），“通感”“想梦与因梦”“造艺者心手相应”（《管锥编瘙
簚列子张湛注》），“四言诗范”“用与艺”“企慕情境”“一喻之两柄”“汉人修辞常习”“薛伟化鱼与卡夫卡《变形记》”（《管锥编瘙
簚焦氏易林》），“晦与隐”“记言与代言”“借乙口叙甲事”“记事仿古”“作文首尾呼应”“对话省曰字”（《管锥编瘙
簚左传正义》）、“用字重而非赘”“详事而略境”“叙事增饰”“记事增饰”“稠迭其词”“《海赋》《江赋》之先河”（《管锥编瘙
簚史记会注考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处引文较多，为免烦琐，概不标注页码。

本节拟从修辞学、文体学、叙事学、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文学、文艺本原论六个方面，各选一例略加解说。

其一，《史记》中的“稠迭其词”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鲁仲连邹阳列传》，不再另行出注。。《史记瘙
簚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钱锺书评论说，此处全用《战国策瘙
簚赵策》原文。其中的“乃今然后”四字乍视“堆栈重复”，实则“曲传踌躇迟疑、非所愿而不获已之心思语气”，犹如《水浒传》第一二回“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一句中的“自此方才”。如果把“乃今然后”“自此方才”简省为“今乃知”“才肯教”之类，则是“祗记事迹而未宣情蕴”。钱锺书又以《战国策瘙
簚赵策》《庄子》中的三个句例为证。《战国策瘙
簚赵策》载，苏秦说赵王曰：“虽然，奉阳君妬，大王不得任事。……今奉阳君捐馆舍，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庄子·天运》写孔子见老子归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庄子·逍遥游》写鹏待风厚方能振翼曰：“而后乃今培风，……而后乃今将图南。”钱锺书评论说，苏秦所谓赵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意为“待之已久，方能‘得’也”，也就是俗语所谓“总算等到这一天”；孔子所谓“吾乃今于是乎见龙！”是感叹“非常之人而得幸会也”；大鹏“而后乃今将图南”，说明“远大之事匪可轻举也”。钱锺书概括说，上述句例中的“稠迭其词”，都是为了表示“郑重”，并非“堆栈重复”。他又评论梁沈约《宋书·前废帝纪》中“如此宁馨儿”一语说，“宁馨”即“如此”，文中的王太后之所以“累迭同义之词”，目的是要“增重语气”，犹如白话小说中的“如此这般”，或今语“这样的人真是少见少有”。清代训诂学家郝懿行《晋宋书故·宁馨》条虽然释“宁馨”为“如此”，却讽刺沈约“不得其解，妄有增加，翻为重复”，又赞许唐李延寿修撰的《南史·宋本纪》在“宁馨”上删去“如此”二字。钱锺书因而以“知训诂而未解词令”讥评郝懿行。

其二，《焦氏易林》堪称“四言诗范”。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瘙
簚焦氏易林瘙
簚焦延寿易林》，不再另行出注。钱锺书指出，北宋黄伯思在《序》（《东观余论·校定焦赣易林序》）中已赞许《焦氏易林》“文辞雅淡，颇有可观览”。到了明代中期，“谈艺之士予以拂拭，文彩始彰，名誉大起”。杨慎摘录《易林》佳句，叹为“古雅玄妙”，而嘲笑“世人无识，但以占卜书视之”。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评选《古诗归》，甄录诸《林》入卷四，赞不绝口，曰：“异想幽情，深文急响。”曰：“奇妙。”曰：“简妙。”曰：“《易林》以理数立言，文非所重，然其笔力之高、笔意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迥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而余者。”钱锺书评论说，竟陵派的观点在当时影响颇大，《易林》也因此成了“词章家观摩胎息之编”。他举例说，董其昌的一首七律题云：《癸亥元日与林茂之借〈焦氏易林〉，贻以福橘五枚，茂之有作，依韵和之》，诗题中的林茂之，即林古度，属于钟、谭诗派；倪元璐撰《画石为祝寰瀛》，董瑞生评曰“造句著情，《易林》逊其简辣”；李嗣邺称赞胡一桂的四言诗：“奇文奥义，识学兼造，当是焦延寿一流，为后来词人所绝无者。……犹得存此一卷诗，使后世与《易林》繇辞并读。”钱锺书总结说，《焦氏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范”。汉代扬雄同样依傍《易经》而作《太玄经》，其伟词新喻如“赤舌烧城”“童牛角马”“垂涕累鼻”“割鼻食口”“啮骨折齿”“海水羣飞”等，与《易林》相比，“相形而见绌也”。

其三，《左传》中的“小说笔法”：“借乙口叙甲事。”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左传正义·成公十六年》，第210页，不再另行出注。《左传瘙
簚成公十六年》载：“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钱锺书评论说，这一节描写“不直书甲之运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theipresentation）”，也即“借乙口叙甲事”，纯属“小说笔法”。为了说明这一“小说笔法”的特质，钱锺书把《左传》中楚王与太宰探讨敌情的情节与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如下段落作对照：“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钱锺书指出，这一节与《左传》中的上述描写，“句调略同，机杼迥别”。“杜赋乃作者幕后之解答，外附者也”，《左传》“则人物局中之对答，内属者也”，前者只是“铺陈场面”，后者能“推进情事”。钱锺书进而将《左传》中的这一“小说笔法”与西方文学相对照。他首先指出，把“甲之行事，不假乙之目见，而假乙之耳闻亦可”，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描写选举，从欢呼声的逐渐提高就可以推知事情的进展（suddenlythecrowdsetupagreatcheeretc），这种借乙耳叙甲事的笔法，与《左传》的“借乙口叙甲事”，“其理莫二也”。其后指出，西方典籍中描写敌家情状而手眼与左氏相类者，如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王登城望希腊军而命海伦点出敌师将领的姓名，塔索史诗（意大利诗人塔索的长篇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中回教王登城望十字军而命爱米妮亚点出敌师将领的姓名，“皆脍炙人口之名章佳什”。钱锺书总结说，以上中西经典中“借乙口叙甲事”的笔法，都比不上《元秘史》卷七中札木合与塔阳讨论敌情的那一节，“有问则对，随对而退，每退愈高，叙事亦如羊角旋风之转而益上。言谈伴以行动，使叙述之堆垛化为烟云”，《左传》等典籍中的同类描写与其相比，“遂嫌铺叙平板矣”，因此，《元秘史》中的这一节“足使盲邱明失色而盲荷马却步也”。

其四，诗文中的“想梦”与“因梦”。本段落引文除“子列子曰”部分，均出自《管锥编·列子张湛注·周穆王》，不再另行出注。《列子》载，“子列子曰：‘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故昼想夜梦，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梦自消。信觉不语，信梦不达，物化之往来者也。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几虚语哉？’”杨伯峻：《列子集释·周穆王》，中华书局，1979，第103—104页。张湛注：“此‘想’谓觉时有情虑之事，非如世间常语尽日想有此事，而后随而梦也。”钱锺书借用乐广的概念评论说，心中的情欲、忆念，都可以称之为“想”，身体的感觉受触，当称之为“因”。当世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谓“愿望满足”（eineWunscherfüllung）及“白昼遗留之心印”（Traumtag，dieTagesreste），就是“想”；所谓“睡眠时之五官刺激”（dieSinnesreize），就是“因”。《大智度论·解了诸法释论》指出：“梦有五种：若身中不调，若热气多，则多梦见火、见黄、见赤；若冷气多，则多梦见水、见白；若风气多，则多梦见飞、见黑；又复所闻、见事，多思惟念故，则梦见；或天与梦，欲令知未来事。”钱锺书认为，“身中不调”，即“因”；“闻”“见”“思惟”，即“想”。质言之，因身体的感觉受触而生的梦，就是“因梦”，因心中的情欲、忆念而生的梦，就是“想梦”。《吕氏春秋·道应训》所谓“尹需学御，三年而无得焉，私自苦痛，常寝想之，中夜梦受秋驾于师”，《太平御览》中《梦书》一篇所谓“梦围棋者，欲斗也”，即是“想梦”。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街鼓也”，陆游绝句“桐阴清润雨余天”题云“夏日昼寝，梦游一院，阒然无人，帘影满堂，唯燕蹋筝弦有声，觉而闻铁铎风响璆然，殆所梦也……”，这两例中的“梦看击鼓”与梦听“筝弦”，即是“因梦”。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曰：“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啮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钱锺书评论说，此诗以沧洲结“想”，以马啮造“因”，“想”与“因”相结合，幻化为“风雨清凉之境”，“稍解烦热而偿愿欲”。二十八字，“曲尽梦理”。

其五，唐传奇《薛伟》与卡夫卡《变形记》。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焦氏易林·贲》，不再另行出注。《焦氏易林》旅卦曰：“猾丑假诚，前后相违；言如鳖咳，语不可知。”钱锺书评论说，“鳖咳”是指语声低不可闻，既“创新诡之象”，又“极嘲讽之致”。其状即如《续玄怪录》记薛伟化鱼，大呼其友，而“略无应者”，继乃大叫而泣，人终“不顾”，盖“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黄庭坚《阻风铜陵》：“网师登长鳣，贾我腥釜鬲。斑斑被文章，突兀喙三尺，言语竟不通，噞喁亦何益！”正写此情景。英京剧院市语以口开合而无音吐为“作金鱼”（togoldfish），类似于《焦氏易林》所谓“鳖咳”。钱锺书又将薛伟化鱼与卡夫卡小说《变形记》（DieVerwandlung）中的主人公变为甲虫的情节相对照：有人一宵睡醒，忽化为甲虫，与卧室外人应答，自觉口齿了澈，而隔户听者闻声不解（Maandzwaralsoseienichtmehr，trotzdemsieihmgenugklar，klareralsIrüher，vekommenwaren）。钱锺书指出，这一情节酷肖薛伟的遭遇。有评论家认为，这是“群居类聚而仍孤踪独处（dievlligeKontaktlosigkcit）”的象征。钱锺书认为，“当面口动而无闻”，比“隔壁传声而不解”更为“凄苦”。

其六，“用失艺存”与“文”之二名。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焦氏易林·焦延寿易林》，不再另行出注。清冯班《钝吟杂录》曰：“古人文章自有阡陌，《礼》有汤之《盘铭》、孔子之《诔》，其体古矣。乃《三百五篇》都无铭、诔，故知孔子当时不以为诗也。……有韵之文，不得直谓诗……王司寇欲以《易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瘙
簚诗教》曰：“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钱锺书指出，《易林》之作，为占卜也，本不必工于语言。但《易林》在示吉凶之余，也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已越“经部韵言”，而涉于“诗域”。诗家可以惊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之，坚拒之。钱锺书又从“用”“艺”之辨的角度指出，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却因“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他进而指出，古人的屋宇、器物、碑帖，本来自有其实用价值，并非仅供观赏摩挲。但是，人事代谢，制作递更，最初是“因用而施艺”，此后是“用失而艺存”。文学也是如此，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是显例。《水经注》刻画景物佳处，可媲美于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同时下启柳宗元诸游记，论者对此并无异词，明张岱甚至认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钱锺书评论说，模山范水是舆地之书的“余事”，“主旨大用”绝不在此。可是，按照冯班、章学诚等的文学立场，谈艺衡“文”而及郦《注》的人，恐怕也会被苛责为“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经注》”。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力言经、史、子不得为“文”，可称冯、章之说的同调。钱锺书指出，阮元之所以反对以经、史、子为“文”，是因为不懂得“诗”与“文”均可由“指称体制之名”进而为“形容性能之名”这个道理。在他看来，一个概念由“体制之名”发展为“性能之名”，并非特殊现象，而是名义沿革的通则。

概而言之，钱锺书治学尚“通”，贵“圆而神”，黜偏而蔽，反对门户之见，反对自设藩篱，他分别将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与袁枚所谓“六经皆文”拓展为“经、子、集皆心史”与“经、史、子皆文章”，不但体现出通览古今典籍、广求治学材料的开阔视野，更彰显出融通经史子集、会通人文之学的宏大抱负。他曾明确指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第129页。他在治学中剑及履及，充分践行了这一理念。从以上数例中，可见一斑。陈寅恪评论王国维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记》，《陈寅恪先生全集·附录》，第1439页。钱锺书的著述、学说自然也有可商之处，但他的治学思想和治学实践所昭示的会通之精神、优游之境界，却永远予人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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