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十讲(符海朝)_第八节子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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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子和而不同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一、欧阳修慧眼识珠

欧阳修结识王安石，应该是通过欧阳修的学生曾巩，因为曾巩和王安石有亲戚关系。

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见到王安石之前，首先看到了王安石的诗，一下子被他的诗所打动。在给朋友沈邈的信中，欧阳修写道：“介甫诗甚佳，和韵尤精。”（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八。欧阳修甚至把该诗寄给沈邈欣赏。

庆历四年（1044），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写到王安石说过的一句话，“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宋）曾巩著，陈杏珍、晃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十六，《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在心高气傲的青年才子王安石的心目中，欧阳修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庆历七年（1047）八月，曾巩陪父亲在前往东京的途中，到滁州拜谒欧阳修，并向欧阳修出示王安石新写的《唐论》一文。欧阳修看后非常感叹：“此人文字可惊，时所无有，……假如他的文章不能光耀于世，我们都会感到可耻。”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当时欧阳修正在编写一部时人的文集，便将王安石的《唐论》及其他几篇文章都编选进去。

当然，作为已经很有成就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指出了王安石文章中的缺陷。他认为王安石的文章视野还不够开阔，喜欢造一些生硬的词语和句子，喜欢模仿前代一些著名文人的文章，这虽然表现了王安石渴求创新的欲望，但不可过度。模仿前人的笔法是成功的必由之路，但要把握好度，要顺其自然。欧阳修的指点，对王安石的成长非常有益。

当时王安石在扬州，做扬州知州韩琦的幕僚官，韩琦又是欧阳修的好友，扬州离滁州也不远，所以，欧阳修又托曾巩代邀王安石来滁相聚。但是，这次聚会却未能成行。

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舒州（治今安徽省潜山市）通判任职期满，回到东京，朝廷改授他集贤校理的官职。这个官职与欧阳修曾经任职的馆阁校勘一样，都是将来能够升迁的重要台阶。王安石却以家里贫困、东京生活费用太高为由，四次提出辞呈，请求赴外地做官。朝廷于当年秋天，改任他为群牧判官，负责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和养马监。一天到晚和马打交道，王安石更不愿意，又以此前提出的理由辞呈，坚决请求赴京外做官。当然，这是王安石真实的愿望，也是确切的理由。刚刚升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听说后，意识到王安石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又怜惜王安石的才华，于是趁着王安石到家拜访的机会（也是二人第一次见面），对其晓以利害，王安石方才上任。王安石此次拜访欧阳修，因为有其他客人在场，有些话题也不便谈。后来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一下自己目前的困境，也透露出他缺少知音的孤独感。（宋）王安石著：《王文公文集》卷第三《上欧阳永叔书》（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

至和年间，欧阳修见谏院尚缺两名谏官，鉴于王安石的才华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认为他很适合做谏官，于是上札子向仁宗推荐王安石，札子中写道：“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九。但是，朝廷没有接受欧阳修的主张。王安石则于群牧判官任职期满后，于嘉祐二年（1057），出任常州知州。

王安石列于欧门后，对欧阳修充满了感激之情，“蒙恩不弃，知遇特深，违离未久，感恋殊甚”。

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作诗赠王安石，对王安石的前程充满了期待，全诗如下：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二八。

第一句指李白，唐玄宗时期，李白曾经供职翰林院，欧阳修幼年时期读过唐末著名诗人郑谷的诗，其中有一句就是赞颂李白的，“高吟大醉三千首”。第二句指韩愈，韩愈曾经做过吏部侍郎。欧阳修于诗最佩服李白，于文章则最佩服韩愈。宋人也多将欧阳修比作宋代的韩愈。

这首诗隐含着期望，期盼王安石将来能够继承欧阳修文坛盟主的位置。毕竟欧阳修在宋代历史上的贡献首先是文学家，他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真心希望有人能继承、发扬古文革新运动。

王安石随后做了一首和诗，题目是《奉酬永叔见赠》，全诗如下：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履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第五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王安石此诗除了感谢和虚心的表达外，并没有直接回应欧阳修的热望，对欧阳修的厚望似乎“只是表示了礼节性的敬意，采取的是不即不离的态度”［日］吉川幸次郎著，李庆等译：《宋元明诗概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王安石后来给自己制定的主要人生目标是“立功”，让赵宋政权从危机中走出来，所以王安石在宋代历史上的地位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

后来，随着二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明显，欧阳修遂将欧门新一代掌门人选的目标放在了苏轼身上，此是后话。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在给好友刘敞的信中写道：“得介甫新诗数十篇，皆奇绝，喜此道不寂寞。”（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八。二、欧阳修反对青苗法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策令之一，颁布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也即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借贷法。政府每年于夏、秋两季青黄不接之时，借钱或者贷谷物给农民，农民收获后连本带利偿还，故称青苗法。青苗法是对汉代以来政府所实行的常平仓法的改革，又称常平新法。青苗法刚推出时，还带有试验性质，只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三路施行，证实效果不错。次年正月，开始向全国各地推广，年息百分之四十，听民自愿，不得强制贷款。

汉代以来，历代政府出于调节粮价和备荒救济的目的，在各地设立粮仓，丰收之年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进粮食，歉收之年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仓中的粮食，使丰收时不致伤农，歉收时又不致出现生活困难的民众活不下去的情况。

北宋淳化三年（992），东京附近大丰收，于是朝廷下诏在东京周围开始设立常平仓，作为制度颁行。景德三年（1006），由于连年的丰收，朝廷诏令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常平仓。

宋朝初期于常平仓外，另外设立了用于社会救济的粮仓“广惠仓”。政府将各地的“户绝田”出租，以其收入，作为对老幼贫弱不能独立生活之人的救济。由于二者的功能都很单一，管理仓库的官员并不认真履行职责，政府又没有持之以恒的监管措施，导致有的粮仓空虚；有的粮仓不及时更换新粮，粮食霉烂严重，已经不能食用；有的则挪作他用。

庆历七年（1047），二十六岁的王安石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期间，看到农民青黄不接时期，为了度日，被迫向高利贷者借钱或借粮，利息很高。驴打滚、利滚利的盘剥，常常使民众倾家荡产。他于是开始思索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晚上读《周礼》，他看到了一段很有启发意义的话，就是周代政府于困难时期，发放贷款给民众，帮助民众脱离困难。王安石也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第二天一大早他即去县衙旁边的常平仓考察，看到常平仓里面的粮食还比较多，质量也比较好，于是发出告示，将常平仓的谷物以较低的利息贷给民众，收获之后偿还。这个措施推出去之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民众顺利地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岁月，常平仓的粮食也得以及时更新。收到的利息首先用于常平仓的改造及管理人员待遇的提高，使他们有了工作的积极性，结果可谓多赢。

其实，欧阳修在景祐三年（1036）所写的《原弊》一文中，已经尖锐地指出了高利贷对农民的严重伤害。穷困潦倒的农民，为了生活，只好借高利贷，利息达两三倍之多，等到收获的时候，常常是倾尽所有收获也不够偿还。（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下），外集卷九《原弊》。

王安石在鄞县推出这个创新性的举措之时，在陕西和京东地区，也有官员推出类似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这也是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重要原因。

青苗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毕竟是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从效果来看，各地很不一致。熙宁三年（1070）四月，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到京师，拜谒反对青苗法的著名人物李常。李常问道：“南方民众如何看待青苗法？”李定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方便了民众，没有不好的地方。”李常听后说道：“官家和大臣们围绕青苗法目前正在激烈争论，你见了人千万不要这样说。”（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陈舜俞、毕仲游等官员的记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九月推出之时，欧阳修知青州，当韩琦、司马光等激烈反对青苗法时，欧阳修也参与到反对之列，而且反对颇为激烈。他一方面向朝廷上札子表示反对，一方面不待朝廷同意，擅作主张，下令青州所属州县停止执行青苗法。神宗鉴于欧阳修三朝老臣的面子，没有论罪，只是批评了事。

欧阳修之所以反对青苗法，和二人的为政风格大不相同有关系。欧阳修一贯主张宽简政治，而王安石的为政风格则是雷厉风行。下级官员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很容易迎合上级，层层加码。变法过程中，也出现了此种现象，导致变法措施的原初目的严重扭曲。在有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无形中为改革、也为王安石添加了骂名。欧阳修因为反对青苗法，已经被神宗温和地批评，再加上身体状况愈益糟糕，干脆再次提出致仕的请求。当然，欧阳修反对青苗法，并非反对所有的变法举措。

欧阳修、司马光、韩琦等反对青苗法，也和他们所坚守的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信仰有很大关系。他们一方面不断鼓吹尧舜禹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又不断批评现实政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种做法，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以促使封建帝王时时做出反省，不要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具体到“义”与“利”的矛盾上，他们一味夸大“义”的作用。其实，赵宋从真宗后期开始，“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使国家财政日益紧张。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三冗”问题，由传统的重视节流，转向开源，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做大蛋糕，增加国家的收入来解决问题，也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增加国家的国力。这种新的发展路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欧阳修在熙宁三年（1070）五月上朝廷的札子中指出：“即使取二分利息，也是朝廷与民争利，应该只收取本钱。否则的话，和高利贷者比较起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下）卷一一四。当然，欧阳修对青苗法的批评，绝非像有些人传言的骂王安石为奸邪，“在一国乱一国，在天下则乱天下”（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十二月王安石担任平章事，次年春天，欧阳修还写了贺词。

且不说宋代以前政府“与民争利”的例子屡见不鲜，单说当时为了解决“三冗”问题，仅靠税收远远不够。而青苗法颁布之后，政府的收入明显增加，改革的效益逐步显现。

欧阳修虽然反对青苗法，但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始终是正常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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