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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的老主任杨晦（第1页）

中文系的“老主任”杨晦

*杨晦（1899—1983），辽宁辽阳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50—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杨晦先生个子矮矮的，略瘦，一头花白浓发，一身好像从来不换的蓝色中山装，走在校园里，是再普通不过的老头。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可是北大的风云人物，一位曾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1978年我到北大读研究生时，先生还健在，常听到这位“老主任”的故事，比如他“五四”游行时参与“火烧赵家楼”，等等，可惜没有听过他讲课。近日（时间为201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杨晦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据说参加者不多，他直接教过的学生起码都八十岁以上了，而现在的学生对杨晦这个名字可能是陌生的。我也因故未能参加他的纪念会，只能写篇文字寄托我的思念。

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大校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离校往台湾。一个多月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大，指定音韵学家魏建功先生临时担任中文系主任，维持“过渡时期”的工作。魏建功做了一年多，苦不堪言，便由杨晦先生接任，那是1950年7月，可谓百废待兴的时期，教学很不正常。他当系主任后即遇上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大调整，那是新政权的要求。中文系的任务确定为“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为此北大中文系就精简了小一半的课程，诸如校勘、音韵、训诂等一类比较偏的课，都停了，增设了现代文学、中学国文教学法、新文学概论和时事学习等新课。这不是杨晦先生本人的想法，而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其实杨晦还是主张北大要培养比较专门学问的人才的。1953年，全社会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学实行所谓“专门化”，也就是加强专业分工，于是杨晦便顺势借这个“名堂”，建立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学两个“专门化”，并成立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汉语、语言学和写作等教研室。别小看这个举措，如今北大中文系的专业体制仍在承续此格局，只是后来略有增补。1959年增加了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语言两个专业构成了北大中文系“三足鼎立”的专业体系。这其中，杨晦无疑是起了大作用的。

杨晦先生被学界记住的，还有他致力于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这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新事物。1954年，杨晦率先在北大主持开办“文艺理论研究班”。当时邀请了苏联文艺理论专家、基辅大学副教授毕达科夫（苏联著名理论家季莫维耶夫的学生）来研究班上课，帮助建设文艺理论学科。虽然“学习苏联”的课程带有浓厚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色彩，但总归激励了学生读书，古今中外的经典都读，成效显著。这个班开办三年，培养学员15人，更多的是来自全国的进修教师，他们一边旁听，一边把笔记寄回各自所在的大学，也都陆续开设相关课程。研究班和进修教师中很多后来成为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包括胡经之、蒋孔阳、霍松林、王文生，等等。后来中文系又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杨晦先生是全国最早带研究生的少数导师之一，其门下果然出了一批杰出人才，比如文学史家严家炎、美学家胡经之等。杨晦先生后期治学的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文论，讲授“中国文艺思想史”和《礼记·乐记》专题课，指导年轻老师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选”。如今“中国古代文论”跨越“古代文学”和“文艺学”，成为一门重要的二级学科，不该忘了杨晦先生的开拓之功。

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杨晦先生主持系政，诸多掣肘。1952年8月，燕京和清华的中文系合并到北大。1954年，原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主任王力也调入北大。北大中文系师资队伍空前强大，但人事矛盾也多了，系主任杨晦要做许多平衡，承受的压力是大的。而他始终在想办法维持北大自由开放的学术传统，使中文系有相对良好的学术氛围，使教学走向正轨。

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6月，北大中文系再次调整充实了课程。除了加强古代汉语这一重头课，还逐步恢复了文字学、音韵学、汉语史一类课程，增设了古代诗词、古代散文等全系通选杨晦（右）与学生们

课。要求学生多读书，一些基本的书比如《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是要通读或者背诵的。还组织学生到各地做方言调查与民歌采集。当时刚刚从“困难时期”缓过来，人们注意总结“左”的教训，杨晦先生主持的课程调整往“务实”努力，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文学科中，是带有示范作用的。其中注重多读书、打基础这个经验，对于当今的中文学科教学，仍然富于启示。可惜不久便爆发“文革”，课程建设的推进便化为乌有。

我读研究生时曾找过杨晦先生的一些论文来读，知道他是偏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文学的，这是第一代文艺理论家的共同点。他在1940年代写过一些颇有影响的评论，后来结集为《文艺与社会》（上海中兴出版社1949年出版），其中对文艺思潮和现象的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论”。杨晦认为文学不是孤立的，只有从社会关联和文化背景中才看得清楚。他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比作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地球有自转律，又有公转律，文艺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但文艺的发展又要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这就是文艺的自转律和公转律，文艺要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文艺和社会的“自转”和“公转”的关系。这的确是很实在的比喻。杨晦先生多述少作，甚至述而不作。他生前出版专著不多，他的文艺思想更多地体现在课堂上和讲义中，体现在他所建立的文艺学学科和学生培养上。他给学生讲授“文艺学”“文学概论”“文艺理论专题”等课，问题意识强，重点研究“文艺理论，解决文艺上的各种难题”，很注重从“文艺与社会基础”“文艺实践与社会实践”等角度去解释文学现象。据孙绍振先生回忆，杨晦教授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

杨晦先生从1950年起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有十六年之久，是历届系主任中任期最长的，他的办学理念对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很多老学长回忆，杨晦总是强调大学期间学好基础知识，不急于求成，不着急发表文章；他强调做学问要有开阔的视野，坚持语言、文学不分家；他的那句“名言”：“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系，是培养语言文字工作者的系。”曾经给许多报考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泼一头冷水，虽然此观念至今仍会引起争议，但他对中文系教学的定位显然是有过深思熟虑的。1954年，作家刘绍棠在中文系刚读了一年就要求退学专门从事写作，杨晦先生批评他说，你写了几本小说只算是个小作家，如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同时又是一个学者。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杨晦先生有“紧跟”的一面，但他毕竟是学问中人，具体到教学，他还是尽量坚持让学生打好基础，扎实问学。

“老主任”杨晦的经历颇有些传奇。1899年，杨晦出生在东北辽阳小营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便到当地邮局当学徒。他很刻苦，边工作边学习，1917年居然考入北大哲学系。五四运动时，血气方刚的杨晦曾是“火烧赵家楼”的“干将”之一。1925年，他又和冯至等人创办文学社团“沉钟社”，那是被鲁迅称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北大毕业后，杨晦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大学等30多所高校教过书。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1983年去世。20世纪50年代中期，教授分三级，二、三级多，一级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数量极少。北大中文系当时很骄傲地拥有4位“一级教授”，杨晦便是其中之一（另3位是王力、游国恩和魏建功）。杨晦先生的著作不多，他评上一级教授时，据说还有些老师不服气。但先生资格老，德高望重，对学科建设影响大，也是很多学者所不及的。

2019年11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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