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第七章南京候补时务报与仁学的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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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南京候补时务报与仁学的交相辉映（第1页）

第七章南京候补：《时务报》与《仁学》的交相辉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十八日（7月28日），谭嗣同和侄儿传赞离开北京南下，途经上海。谭嗣同与上海维新人士的交往，也于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甲午战败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乃是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大受刺激的梁启超、谭嗣同正是在战后开始了著述以醒世的工作。他们就像重回大地的安泰俄斯，浑身充满着不可抑制的力量，而报纸这一新兴的传媒机器也彰显甚至放大了一个思想家的力量。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正式在上海发行。曾留学英伦的新派人物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写下这些文章是因为甲午后，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像他们一样的知识界人士，实在是按捺不住。他们比洋务派知识分子走得更远，注意到了中西社会制度层面的差异，而不仅仅是器物上的落后。

谭嗣同于此时经梁启超介绍而认识黄遵宪，谭、黄之交始于此时。当时黄遵宪任金陵洋务局总办，负责办理江南五省教案，经常往来于上海与南京之间，与谭嗣同接触机会较多，也由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黄遵宪，字公度，1848年出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一个商人家庭。1877年，广东大埔人何如璋奉命出使日本，何十分赏识黄遵宪，邀其同行。黄遵宪思虑再三，决定放弃科举正业，随何如璋赴日，遂被聘为驻日本公使馆参赞。以参赞身份随使日本不久，黄遵宪便立意撰写《日本国志》。在日本四年多时间，他利用各种途径广搜资料、多方咨访，随着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渐趋深入，其撰书意旨也渐由述史而趋重借鉴，并初步形成仿效日本变法求强的改革思想。撰成初稿后，他即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在美国的三年时间里，虽对时事多所措置，但黄遵宪自感满腔抱负不得施展，遂乞假回籍，抑郁而归。他决心暂离官场，回乡著书，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他摈绝留任美国使事及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巡南洋之邀，潜心撰述，两阅寒暑，终于定稿。《日本国志》这部书对于战后渴望了解日本的国内学人士子来说不啻是久旱逢甘泉。人们争相传阅，两三年间又经多家书坊刊刻，一纸风行。梁启超曾痛惜此书印行太迟：“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1890年，黄遵宪以分省补用道任驻英国二等参赞，1891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黄遵宪被召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强学会。黄遵宪不久加入该会并成为中坚力量。强学会遭顽固派御史杨崇伊劾奏，被迫关闭。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汪康年也由湖北张之洞的幕府来到上海，二人达成办报共识，并商请函邀梁启超参加。黄遵先对梁启超的学识才华极为推崇，曾有“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的诗句，并付与“以言救世之责”。随着吴樵父子离京南下抵沪，黄遵宪与汪康年、梁启超、吴樵父子等五人共同筹办《时务报》。经过一番讨论商议，他们确定了《时务报》以“论政”为主、“为当路诸人振聋发聩”的办报方针。黄遵宪带头“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并致函各处劝捐，物色编译人才，托人派报、议定合同等。

汪康年本来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他任两湖书院分教，并担任张之洞孙子的“业师”。康有为到南京参谒张之洞后，根据张的旨意写信邀请汪康年来上海。汪康年于1860年生于杭州，因太平军战乱，他自出生便与家人流落四处以避战祸，后随家人移居广州。直到1883年春天，二十四岁的汪康年才带着父亲的灵柩与家人一起回到杭州。

早在1890年初春，梁启超在北京参加庚寅年会试，他的老师石星巢就介绍了同在北京参加会试的汪康年与他相识。梁启超没有描述过二人见面的情形，但他俩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时务报》为旬刊，连史纸、石印，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是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在再议办报宗旨时，梁启超认为既然担任主笔，就要抒发言论；汪康年则顾虑重重，瞻前顾后。其创刊号就刊载了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杂志，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时务报》数月之间风靡海内，每期销售量达到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梁启超用他生动的笔触，撰写了《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文章，“笔锋常带感情”，深受读者欢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话语就是道路。道可道，非常道。中国人的话语道路跟我们一生难解难分。你说的话，就是标签，会傍着你的一生；他说的话，在世道人心的罗网里，往往困住的是自己。梁启超用手中的笔，为自己赚得极大的名声，从此康梁并起。尤其是他公开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时务报》的成功，让许多跟风效仿者涌现。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各地报人也纷纷致信汪康年和梁启超，要么求代销《时务报》，要么想借助《时务报》的销售网络，或者请梁启超撰写发刊词。这些序言、章程构成了梁启超写作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人都想借助他的才华与名声。

一个人走过的路就是他的命运，密如经络的分布图为他们的命运提供了无数可能性，而每一个偶然又必然会推导出下一个偶然，每一次出发又隐藏着下一个落脚。如此往复，永无止境。有时候，微不足道的个体也会修改那些确凿无疑的路线，在背景转换之后，在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作用下，命运也有可能会被重新组装。年轻人都是血脉偾张的，一到上海，就有一种解放感。一个人在一种文化里面待久了，到另外一种文化之中会有一种解放感，其中也有道德约束。

谭嗣同与上海维新人士的交往，也于这一年八月达到了高潮。黄遵宪奉命调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为之送行，并迎候将于月中由北京南下的吴雁舟，这是谭嗣同在南京期间首次到沪。随着黄遵宪的离沪，张之洞授意汪康年把上海强学会“余款”点交，试图将康有为创办强学会以及《时务报》和强学会的“蝉联一线”轻轻抹去。黄遵宪曾经预感到这一切，他希望报馆用“举董事”这种西方化的方式运营，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杜绝裙带关系。他或许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后者曾私下向黄抱怨汪氏兄弟把持报务。

此时此刻，我的眼前摆放着一幅光影斑驳的老照片，我长久地凝视，照片里的每个人都保持着不同的姿态和表情。我想象着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位于上海外滩附近的光绘楼照相馆迎来了七位客人。三位身着马褂，三位身着长衫，还有一位客人，则与几位宽袍大袖的同伴不甚相同。他内着箭袖对襟开衫，外披一件白色大氅，神采俊逸，气宇轩昂。

这张照片中的最右者就是时年三十一岁的谭嗣同。他露出左臂，右膝着地，双手合掌，神情肃穆沉静。其他的人，也都模仿佛教徒的姿态。由此可见他们对佛学的虔诚。今天与昨天的关系既是联系的又是隔断的，他们停留在早已泛黄的时间里，每个人的眉目之间还暗藏着往事的索引。他们的名字依次是：前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士人胡惟志、佛学家吴嘉瑞，后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经理的汪康年、两广总督李瀚章之婿孙宝、“浙东三杰”之一维新思想家宋恕。合影拍完后，孙宝在相片后题写了一则偈语：“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

当时上海维新人士中流传着品评人物的风气，从中可以看出时人对于他们的评价：“夏粹卿如白云幽石，吴雁舟如高林静月，宋燕生如断霞孤雁，谭复生如怒马惊涛，胡仲逊如明月晴云，孙宝琦如行云流水，孙宝如孤岭春阳。”这些被品评的人物，大部分都是照片中的人物，尤其“怒马惊涛”的谭嗣同更是让人心向往之。

这张合影，即是谭嗣同与上海维新报刊《时务报》诸人交游之印证。冲印之后，吴嘉瑞从上海将照片带至南京转交谭嗣同。谭嗣同十分喜爱，专门写信要求光绘楼照相馆将底片留好，以便于他“随时晒印”。他还开玩笑道，倘若有一天此照流落尘寰，不知其中姓名的“考据家”或许会将其称为“大魏龙门摩崖碑”。随后，他将照片冲印多张随信赠予亲友，还曾将自己的部分单独冲印并在旁签名以贻他人。

从宋恕、孙宝日记中，我们可以了解谭嗣同在上海活动的大致轨迹。

八月九日，谭访宋恕。十四日，孙宝宴谭、宋、梁启超、汪康年于一品香酒楼，畅谈佛学与格致。宋恕笑谓“今日可称小灵山会”。十五日，吴雁舟抵达后，谭嗣同设宴招待，宋恕在席上初识吴雁舟。十六日，谭嗣同偕吴雁舟访胡庸、宋恕，与之畅谈。十七日，宋恕设宴招待谭嗣同、吴雁舟，席上畅谈。席散，同至博物馆一览。

来日未卜，长夜未明。那些在北京一时难以舒展怀抱的知识界人士，纷纷来到上海。他们中有地方府衙的幕僚，有学堂的执教者，有政治上的“局外人”，有好作耸人之闻的评论家，有用功而又总是运气不好的儒生。对于当下中国的语境，他们大多有着激烈的政治情绪，出现在世人眼里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群由众多侧面交织而成的古怪形象。

上海这座城市有着鲜明且矛盾的风格，既有来自体制内的严肃风气，同时还有令所有男人痴迷忘返的市井风气，雕梁画栋的酒楼歌馆弥漫着腐烂的气息。不过这里同时又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各种思潮汇集的学术蓬勃之地。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传播着自己发现的新思想和新的生命体验。而帝国的官员们则以一种较为模糊的面目出现在这里，他们刻意放低的身段和淫逸奢华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让上海这座大都会凸显出奇异而明艳的色彩。对于那些怀揣着救国图强愿望的文人来说，彼时的上海更像是他们狂欢的精神乐园。当时国内的维新派和倾向改革的人士，多聚集或往来于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如果有幸置身其中，你会惊讶地发现这样一幅景象：租界内外的两个世界、报馆和学校，都成了思想者的讲所、争鸣者的地盘。那些维新之士和半吊子旧学文人纷纷开辟讲坛，雄辩滔滔，将那些自以为玄妙无比的思想播散得到处都是，现实世界的困顿在唾沫横飞中烟消云散。

谭嗣同一连在《时务报》上撰写了《报掌总宇宙之文说》《黎少谷〈浏阳土产表〉》《浏阳麻利述》三篇文章。他此次来到上海，收获最大的是与汪康年联系，相处得颇为投契。谭嗣同认为，在那个纷乱之世，个人的能量即使再强大，也大不过撰文登报所产生的社会能量。他盛赞该报时评文章“均非寻常肺腑所有”，《时务报》如大海纳百川，引得众水所归。

由于当时南京风气闭塞，《时务报》在宁始终销路不畅。谭嗣同虽然积极寻觅代销处，但效果并不明显。他在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感叹道：“金陵销《时务报》仅及二百份，盖风气之通塞、文化之启闭，其差数亦如此矣。”他积极寻求报事“持久不败”之道，当他得知报纸创办一年“得利银二十万元”，不禁大喜过望，特地致函祝贺。鉴于谭嗣同对报社业务的关注与投入，他被聘为《时务报》十二位董理之一。

梁启超在上海，刚开始住在报馆。待到家眷来沪后，即移居跑马厅泥城桥新马路梅福里。谭嗣同每次来上海必至此处。谭嗣同先后四次从南京来到上海。他陪父亲谭继洵入京陛见，送至上海。宋恕的日记里留下他此行的少许记录。“三月二日，日中，谭复生至，纵言佛理。”四月十五日，谭嗣同再次来到上海，会晤由湖南来到上海这座繁华之都的陈三立、蒋德韵，商议湖南时务学堂有关事宜。是年九月底，谭嗣同由南京抵达上海，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也于此间。谭嗣同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与自己神交已久的契合者。谭嗣同曾于文字中绘声绘色地回忆了从听闻康有为名字到了解康有为思想的全过程，同时对自己与康有为的思想契合而大为赞叹和惊奇。在从未谋面、互不相识的情况下就认定思想契合度高达十之八九，正因为如此，谭嗣同对于康有为“心仪其人，不能自释”。

二人的初次见面，当事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确不好妄言。

而我想说的是他们的思想变迁有着怎样的起承与转合。谭嗣同尊称康有为为“海内贤达”，认为“英杰一出，海内景附，宁有异故？亦局量度越寻常累大万也”。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学问饥荒的时代，西方的进化论、政治、经济等社会理论和哲学学说还没有系统输入中国，自然科学的输入也只限于“初期普通学”。而这一时期，康有为却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构。在谭嗣同看来，康有为的思想建构带有两大特质，一是中学为主，二是对西学的阐发和借鉴以自然科学为主，而这与自己的思想来源与理论构成大同小异。他在赠梁启超的诗中写道：“闻道潮音最亲切，更从南海觅灵槎。”人不怕面对世界，怕的是面对自己。一旦终日面对自己，你就无法回避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觉悟，它或许是痛苦，但至少是真实的。读懂其中的奥义，就如同将心中的碎碎念念组合成无数斑斓的蝴蝶，而它们飞翔的姿态早就存在于圣贤的智慧里。

如果说，谭嗣同在此之前的所有思考是一种积累，那么在遇见康有为之后，他的所有积累犹如决堤之水，很快便冲垮了自己内心设置的大大小小的障碍。他对康有为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不时跃然而出。自视甚高的康有为更是将两人思想相通说成是谭嗣同受了自己的影响，或者说是对自己的服膺。但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似乎有所保留，他在写给好友唐才常的信中说：“迩闻梁卓如述其师康南海之说，肇开生面，然亦有不敢苟同者。”这种保留态度，可见二人学术上的特殊关系。

自大可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他源自人类自我保护的天性，这与大自然中的一切没什么两样。蜗牛为自我保护而生出坚硬的壳，变色龙为自我保护而改变颜色。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谭嗣同在听了他秉持今文经学的原则，以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的思路讲《春秋》三世进化之后，才开始向往大同之世，立论以仁学为宗旨，像他那样推崇孔教。而他的学生梁启超也站在老师的一边。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之所以相通，绝非不约而同的心心相通，而是因为谭嗣同受惠于康有为，谭的思想和《仁学》都是对康有为思想的阐发。

当然，这些死无对证的表述，都是发生于谭嗣同牺牲之后。就像所有的玩笑都是半真半假。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无论是师承关系还是梁启超早年对康有为的亦步亦趋都表明两人无论在私人交往、政治同盟还是学术渊源上都关系密切，“康梁”称谓亦属自然。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开始意识到建立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已经为时代所不容，于是如饥似渴地输入西学，最终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这样一来，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渐行渐远。社会上通行的“康梁”称谓与梁启超后来反复强调的“康、谭一派”相遇时，三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顿时变得扑朔迷离。摆脱过往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过往重新嫁接。

历史毕竟不是一家之言，历史活动即人的活动，只有透过人物幽微隐曲的心理动机，才能窥见历史的底色。谭嗣同对于康有为学说亦有不同表述，他读了《新学伪经考》大为惊叹，待收到康有为赠送的《长兴学记》，开始了解康有为学说。尤其是在京城结识康有为最著名的弟子梁启超后，谭嗣同倏然惊觉：康有为的微言大义，虽然闻所未闻，但与自己的观点竟“十同八九”。二人相交的因缘，也由彼处发端，不存在谁影响谁，完全是“冥思者”的自然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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