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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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的红叶正绚丽如霞，而京城上空堆砌的乌云却越来越厚。在颐和园，风一天天地强劲起来，如虎狼般扫荡着湖面，将湖水搅动成狂野的漩涡。京城扑朔迷离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见过大世面的北京人，每日出没于宫廷秘闻与小道消息之间。而这一次，他们议论的是维新党人要设立鬼子衙门，请伊藤博文等人来管理国家，现在的衣服样式要作废了等等。捕风捉影，既然风中有影，那就挡不住去捉的人。影无形，捉到谁的手里，谁就有话语权，最后各说各的。

那么有影的事要从何处捕捉它的影子呢？且说七月十五日（9月11日）这天，天津港的码头出现了一个穿西装的矮个子男人，因其讲究的穿着和发式，引得行人注目。他站在码头的石阶上，腰板挺直，脖子上系着的领带被风撩起，像旗帜一样在胸前呼啦啦地飘动。他知道，他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空前萧瑟的冷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经四次出任日本首相，还担任过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创立了立宪政友会。此次，他是以私人身份“漫游”中国。因为日本国内政争，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系出无聊”，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一时间，京城传言四起，“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守旧者皆惶悚不安”。清国官员对“伊藤博文”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尤其对于李鸿章来说，两人算得上是老相识。1884年，为了解决大清帝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此次会面后，李鸿章提醒总理衙门：“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从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而伊藤博文对大清国则有着完全相反的预言：“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十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3月，李鸿章带着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从天津出发，抵达日本下关。双方的预言都得到了验证，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李鸿章深刻的痛感，无人能够体会。彼时，李鸿章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帝国在向前滑行。他所面对的世界，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格局。就连曾经将李鸿章视为卖国者秦桧的谭嗣同，这时候也有了不同评价。谭嗣同引用张之洞的话来评价李鸿章，他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梁启超也有着类似的看法：“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彼此倡导本国近代化的一块试金石，伊藤博文大获全胜，而一败涂地的李鸿章却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无法自拔。李鸿章似乎并不看好这场变法。就在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后不久，慈禧有一天召见了李鸿章。闲谈之际，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怎么样。李鸿章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而浮躁的书生：“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

慈禧继续着她的不解：“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

李鸿章没好气地说：“那是洋人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李鸿章这一番话是有潜台词的，也是有体会的。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蹚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

虽然政变后，慈禧又问李鸿章：“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并不逃避，对曰：“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白，只要国家富强，他是不是康党并不重要。

如今，伊藤博文孤身而来，再次踏上这块古老的土地，而他的老对手李鸿章基本赋闲在家了。那时，他已被革职，脱下了帝国一品大员的官服，瘦高的身体把一身普通绸袍衬托得庄重雍容。伊藤博文在写给夫人的书信中提到“清国之上下，欢迎我之事，非文笔可尽书”。中国人的热情让伊藤博文感到震惊，他在书信中说：“日夜宴会甚为忙碌，多数中国人来请为中国尽力之托付，为络绎不绝之势也。迄今日所闻，皇帝乃甚为贤明之君主样子也，年龄未及二十七岁，若行至北京，有各种之下问，有此传闻。”伊藤博文人还未到北京，光绪帝要亲自垂询的话风已经吹进他的耳朵里。他似乎看到了那个年轻皇帝焦灼的面孔。这个老大帝国背负太多沉重的包袱，想要从容掉头，改弦易辙，太不容易。他还听说“今皇帝急于改革之处，万事学日本，衣服等亦改以西洋流……（又传变法派）企图排除皇太后，实难知晓中国之事”。伊藤博文对他的中国之行抱有很高的期待，而清王朝的政要也有同样的期待。他难免会想到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这个国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唯有变，才能通。如何变，变到什么程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大清国毕竟不同于日本，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盘西化”，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改革家生在彼时的中国与生在日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与前者相比，后者的命运显然要幸运得多。

七月三十日（9月14日），伊藤博文抵达北京。一进入北京，他就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的口中得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进行的变法运动。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再度进入政界，并于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大使。在伊藤博文抵达北京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趣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袁昶曾在总理衙门任职，途中交谈，李提摩太将康有为邀请他和伊藤博文担任皇上顾问，以及中国将与英、美、日本“合邦”的密谋和盘托出。作为一名帝国官员，袁昶自然不会接受这些计划。

李提摩太到达北京后，和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对方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在与康有为合作之前，李提摩太已经先后找过张之洞、李鸿章，推销其“中日（英美）合邦”之说。据茅海建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早在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就曾致电张之洞，声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章兜售。李鸿章曾邀请李提摩太北上，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北面见张之洞，李鸿章转又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其“妙法”是否可用。

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又抛出他那套蛊惑人的“妙法”，即“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张之洞的回应是“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遭到拒绝后，李提摩太继续寻找买家，他先后拜访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恭亲王奕等人。直到戊戌年，那个支持并愿意和他一道实现“妙法”的人出现了，此人便是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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