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第四章甲午风暴马关条约与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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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甲午风暴马关条约与公车上书（第1页）

第四章甲午风暴：《马关条约》与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年（1894年），干支为甲午，是正科乡试的一年，谭嗣同仍然要为应试做一些准备。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欧阳中鹄到北京去参加慈禧太后六旬庆典的“撰文”工作。离开之前，欧阳中鹄叮嘱谭嗣同奋志读书，砥砺品德，以期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正当谭嗣同和他的朋友们埋首书经，苦思冥想，努力寻求个人和社会出路之时，从东边的朝鲜半岛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一年注定是个不平淡的年份。黑云压城，甲光向日，中日两国之间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战争的借口而已。对于一心想要发动战争的日本而言，借口是可以找到的。这一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李鸿章派总兵聂士成率九百名清兵进入朝鲜，帮助朝鲜平定叛乱。日本人终于看到了机会，迅速派兵入侵朝鲜。浩瀚的大海中，朝鲜半岛仿佛是为日本进入中国大陆而准备的一个天然的跳板。

谭嗣同自湖南参加甲午正科乡试返回武昌时，心情颇不宁静。他从湖北抚署的邸报中获知，侵略朝鲜的日本军队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上，击沉了清廷调往牙山增援的英轮“高升号”，船上一千名官兵死难。接着，日军偷袭驻扎在牙山的清军，聂士成败退，而驻扎在公州作后援的叶志超部“并未接仗”便退回平壤。日本已做好了战争的一切准备，而大清国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还幻想着利用外交手段平息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与李鸿章唱对台戏的是帝师翁同，他以主战派的姿态出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谁都懂，从翁同等清流人士的嘴里说出来，更显得义正辞严。

李鸿章对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认为，主战派最好当，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博得满堂彩，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民国初年由王伯恭撰写的笔记《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的一句话：“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这句话让人听了不禁毛骨悚然。虽然未经证实，但也非空穴来风。当年李鸿章以一纸奏折杀死其兄长翁同书，此恨绵绵，翁同也会间歇性发作。身为朝廷重臣，将国家命运与个人恩怨搅和在一起，实有违他这个清流人士平日所标榜的儒家道德。

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外敌，朝堂上下“清”“浊”两派的争斗不过是家里的事，与前朝上演过的党争游戏并无本质区别。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党争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既然对手是日本，那索性就拿日本做自己的一面镜子。观照之下，帝国官僚政治的弊端一目了然——“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现代化的推进者们并不忙于意识形态上的唇枪舌剑，而是埋头于扎实的制度建设”。拿大清国日益衰退的政府权威比较，日本天皇既超脱于实际事务，又发挥了动员、整合和凝聚社会力量的功能。正因如此，日本的宪政，才会带来安定的局面；而大清精英阶层的分裂与争斗，则成了帝国内部的致命伤。

彼时的党争几乎将洋务运动、清王朝和李鸿章都推向了死胡同。中日两军在朝鲜剑拔弩张，朝鲜半岛上空弥漫着战争的迷雾。对于日本的政治家们来说，这是一个裁决双方国运的最佳年份。他们的“大陆政策”执行得太早不行，强大的北洋舰队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太晚也不行，大清国的政治处于巨大的变局中，清政府正式推行因光绪被废黜而一度中断的新政。这一年对于日本人来说，可谓时运刚好。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整顿海陆军》诏书提出的“十年准备期”的最后一年。而此时，大清国“定远”和“镇远”两艘军舰的名号早已响彻日本，就连市井酒肆之间，无论老妇还是小儿的嘴里念叨的都是“定远”和“镇远”，而这也成为日本对华一战的最佳动员。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担任“浪速号”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当时还是个海军大佐，他特地跑到港口观察“定远”舰，当他看见“定远”主炮上晾满刚洗的湿衣服，自语道：“这么松懈，说不定可以打败它！”

日本虽然没有“定远”和“镇远”，但是他们却有击败大清国的野心。明治维新不到一年，日本就从美国购进铁甲舰，海军建设开始起步。1870年，日本兵部提出扩建强大海军计划，建议用二十年时间，建造两百艘大小军舰，其中铁甲舰五十艘，以七年为一期，分三期实施。为了超过“定远”“镇远”，明治天皇节省宫内开销，捐钱购买军舰。皇太后也把自己珍藏的全部首饰捐献给海军。早在三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明治维新中脱胎换骨的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但没人相信这个不起眼的东洋小国，会对中国构成什么威胁和挑战。

1894年的夏天，正是太平洋季风来临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同样以不可逆转的风雨之势扑面而来。大清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艇，护送运载陆军的招商局轮船赴大东沟（在鸭绿江口）登陆。第二天返航时，突然遭到日舰袭击。丁汝昌下令迎战，虽击伤敌舰四艘，但清朝却损坏了四艘战舰，并且管带邓世昌（“致远”舰管带）、林永升（“经远”舰管带）和其军士在抗击敌人时牺牲。

丰岛战役爆发前一天，翁同晨起无事，兴致勃勃地出东便门，登上小船，沿通惠河到二闸看水。他在日记中写道：“徜徉野店看闸，水声如雷鼓。”翁同好似长了顺风耳，战争如雷鼓从天边滚滚而来。日军渡过鸭绿江，先后侵占中国的九连城、丹东、金州、大连湾、旅顺、山东荣成等大片国土，进逼威海卫。而在这天晚上，慈禧太后在纯一斋看戏。就在宫殿的祥和气氛中，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军的最高统帅。次日，圣旨再下，李鸿章被暂停穿黄马褂和戴三眼翎的资格，最高统帅的位置不变。朝廷这一举措，显然是对李鸿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满，也是对他的警示和激励，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在战争进程中有一个良好的表现，以重新获取穿黄马褂的殊荣。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慈禧太后的金辇出现在皇极门外。当她从金辇上走下来时，阳光正好洒在她的身上，华丽的朝服像是镀了一层金箔的光泽。慈禧由西门而入，从东边的石阶缓步迈入皇极殿，在御座上坐定。巨大的宫殿变得一片肃静，只听得大臣们撩动长袍的声音。在光绪皇帝的率领之下，帝国的王公大臣们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数千人像潮水一样起伏跪拜，像是排练了无数次的舞蹈，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和谐。那曲《海宇升平日之章》也悠然响起，在宫殿庭院上空久久回荡。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在宫闱内永无休止的争斗间隙，朝廷上下都需要暂时的麻痹与休憩。如此宏阔的场面，每个人都会对王朝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能力惊叹不已。喜欢写日记的翁同在当天的日记里留下一句感叹：“济济焉，盛典哉！”

同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并在旅顺掀起了一场大屠杀。为此，日本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典，其规模不逊于紫禁城内的万寿庆典。不同的是，日本的庆典是由民众自发组织，来自前线的捷报让整个岛国陷入疯狂，而中国的庆典却是大臣们被强行召唤来给自己的主子贺寿。两个对阵之国像是商量好的，携手上演了一出历史荒诞剧。熬过冗长的庆祝程序之后，翁同等官员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满脸的忧虑之色。就在他们魂不守舍准备离席之时，慈禧下达的懿旨又让他们暂时安顿了下来：赏赐皇帝和诸位王公大臣听戏三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

按下暂停键的那些时日并不平静，隔着窗户，慈禧太后也能看到官员们来往穿梭的身影。她猜得出，前线告急的军情电报正在像雪片一样飞进紫禁城。她看到翁同双手哆嗦着将一份电文呈到光绪帝的面前，她从这对君臣和师生的神色里就能猜出个大概，无非是前线吃紧，前线又吃紧。

仗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深知不能硬拼。且不说硬件不是对手，软件方面，他也深感“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权衡之下，他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争端，最好是和平解决。一百多年后，国人从日本大阪的玉造车站附近的一座神社旁，发现了六名大清水兵的墓地。这里本来是1945年以前在战争中死亡的日军官兵的墓地。从密集的草木中仔细辨认，居然发现六块石碑上，镌刻着大清帝国水兵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清国刘起得、清国吕文凤、清国刘汉中、清国杨永宽、清国西方诊、清国李金福。那些名字，早已尘归尘，土归土。他们是随“镇远”号被捕到日本，又在交换战俘前死在大阪陆军临时医院的。清国水兵用他们的死，为那个腐烂透顶的帝国赢回最后一点尊严。据说刘汉中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的官职刻在墓碑上。”在他朴素的愿望里，包含着帝国军人的荣誉感。

至于那个临阵脱逃的“济远”管带方伯谦则对外称，“济远”漏水，火炮皆毁，不能出战，所以退出战场。它返回旅顺港时，才把海战的消息，带给岸上的人们。李鸿章虽然获得了关于海战的电文，但对于战果仍一无所知。海战结束了，海洋恢复了它往日的平静。而此时李鸿章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丁汝昌在伤痛中给他写的一纸避重就轻的战况汇报。李鸿章心绪难平，除了为死难的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黄建勋、林履中请恤，他决然奏请将方伯谦即行正法。方伯谦还在睡梦中，就被从床上拖下来，穿着一身茄青色纺绸睡衣，押到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还没完全明白怎么回事，他那颗呈现混沌状态的脑袋，就被刽子手一刀剁了下来。

近十年没有改造装备的北洋海军，在日本海军面前不堪一击。据说黄海一战，大清舰的命中率为百分之二，而日本舰的命中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五，可见北洋水师的军事训练水平远远高于日本海军。之所以败，败在装备。十年没有更新装备的北洋水师使用的是老式炮弹，里面装的是普通火药，虽击中敌舰，但杀伤力极小，而日军的炮弹内装的则是新式炸药，不仅爆炸威力大，而且炸后的火焰像汽油一样流淌蔓延，直到燃烧全舰，甚至在水里也能燃烧。

有人说，甲午之败责任不在李鸿章，而在醇亲王奕。他为太后一个人的雅兴挪用军费，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为名，借洋款八十万两。如此做法，对于这个危患中的国度无异于自杀。也难怪李鸿章会在面对朝廷上下的责备与谩骂时，仍心有不甘地说：“假如海军经费按年如数拨给，不过十年，北洋海军船炮甲地球矣，何至大败？此次之败，我不任咎也！”他不愿背这个锅，可又由不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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