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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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日午后，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位于一座小山丘上，面朝大海，木制小楼看上去并不大，却显得错落有致。日方为什么会将这里设为和谈场所，可能还是别有一番深意。

伊藤博文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春帆楼曾经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或许日本国改革的最初构想，也正是他站在窗前面朝大海时忽然生出的灵感。下关盛行吃河豚。而春帆楼，是开下关吃河豚风气的名店。海边矗立着一座日本军港，冒着黑烟的军舰往来穿梭。李鸿章看出了主人的意图，除了显示私人的胜利，更是在炫耀日本海军的军威。谈判的会议室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十多把椅子相对而设，左为宾，右为主。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这位大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

置身于弥漫的花香中，严峻的政治和撩人的风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戎马关山、九死一生，帝国几十年的风雨已经浓缩在李鸿章枯瘦的身体里。我曾经在历史的老相册里，长久地凝视着这个貌似平常的老者。这是一个拥有不凡气势的老者，就是将其放置于人群中，也能感受到他强大的气场。他的表情，在忧患与凡俗之间划出了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让他看上去更显得悲情与落寞。

流水光阴，十年一梦，虽然已经是各自国家的权力代言人，可人毕竟是感性动物。那一天，伊藤博文见李鸿章进来，走过来握手致礼，然后按照事先摆放好的名签各自落座。谈判桌前，故人相见，免不了一番唏嘘与感慨。除了例行常规的讨价还价，还有一些打哈哈的“闲谈”，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们换位思考所作出的对比。

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博文说：“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博文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李鸿章要在中国那种更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需要多大的成本和勇气，也无怪乎伊藤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李鸿章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

谈判的过程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场精神的煎熬，而对于伊藤博文来说则是在享受一场美味的河豚宴，或是在玩一种猫与困鼠的游戏。他恣意地耍弄，凶恶地逼迫，尖刻地讽刺，敲骨吸髓，迫使李鸿章半句半句地应允，一条一块地割让。

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皆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3月24日下午，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就在李鸿章乘坐的汽车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他脸上就是一枪。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潜入人群溜之大吉。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于血泊之中。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了一会儿，李鸿章苏醒了过来。一个人潜在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危险时才能被激发出来，而他的潜能也因而得以呈现。李鸿章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这个七十三岁的老人算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点安慰，他慨然而叹：“此血可以报国矣！”李鸿章似乎解脱了，活下去，拖下去，他也只能做到如此。

当脸上缠着绷带的李鸿章在床榻上读到日本拟定的和约草案，那一刻他身心俱痛。他比谁心里都清楚，这场战争的输赢早就已经注定了。军事上的失败只是一个表象，而政治上的失败才是完败。尽管李鸿章有着灵活自如的外交手段，对付洋人的“痞子腔”也打得足够圆滑。许多人只看到他中年之后的窝窝囊囊，而不知道他年少时的血脉偾张。李合肥，那可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凶蛮。江淮之地，自古是战争频发之地，多的是果敢之士。但在时间面前，再硬的骨头也会软下来。庄子说，适者自适。可很多时候，却是适者他适，人在他者面前，不得不弯腰。他者，是天是地也是人，是时是命也是运。

李鸿章就像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帝国的谨小慎微的看门人，他的风度，丝毫改变不了谈判桌上的弱势地位。这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航程，留下了太多的悲情。结果不用等待，早就已经摆放在那里，就像被人贴上了一张无法撕去的宿命标签。

这是一张条件完全不对等的协议，草案内容主要有：朝鲜自主；将奉天以南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兵费3亿两白银；修订通商条约，使日本在华的通商地位与欧美列强相同；增加北京、重庆等七个通商口岸，允许各国输入机器直接在华生产；等等。

当李鸿章面缠绷带坚持带伤回到谈判桌前，伊藤博文为之深深地折服。帝国几十年的历史浓缩在他枯瘦的身体里，使这个貌似平常的老者拥有了一种不凡的真实，即使在人群中也能一眼看出他的不同。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谈判，双方唇枪舌剑，有攻有守。或许是看到李鸿章受了枪伤，伊藤博文最后做了一亿两白银的让步——李鸿章苦笑，这一枪挨得值。一处没要了他性命的枪伤，价值一亿两，他觉得自己所受的皮肉之苦都值了。如果能够将所赔之款尽数收回，他宁愿被打成一个筛子。

李鸿章不甘心于此。关于赔款，他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藤博文说：“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鸿章说：“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藤博文说：“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

李鸿章说：“中国请你来做首相怎样？”

伊藤博文说：“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李鸿章说：“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作家张承志在《甲午祭》中忧愤道：“大约那时全日本的国民都翻着一幅小学生地图。随手指画之处，尽是割让之地。而李鸿章拼死顽抗着。台湾不能让，辽东不能割，他衰弱地呻吟，哀求着，争辩着。他只剩下一张老脸几句推辞，除此之外，再无任何交涉的本钱。”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

这次会谈后，日本觉得需要给清廷施加点压力，于是又摆出派兵舰出兵大连湾的态势。同时，李鸿章又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电报，要求他与日本订约。4月1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会谈。李鸿章仍要求日方减让赔款总款。经一番讨价还价后，日方同意每年贴兵费为50万两。两天后，日清双方全权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举行签约仪式。李鸿章的枯手，在犹疑许久之后，终于在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历史记住了这耻辱的时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17日，日本当地时间上午11时40分，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并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这笔白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呢？二万万两白银，加上后来由于“三国干涉还辽”追加的3000万两白银，约合3.472亿日元，而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也就是说，这笔赔款相当于日本四年多的财政收入总和。也难怪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说：“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日本从此怀着暴发户的豪迈，陷入到战争的迷狂中无法自拔。风帆战舰时代持续了两百年，铁甲舰时代持续了五十年——1905年出现的用统一口径主炮武装的无畏舰，在设计上实现了革命性的进展，从而终止了铁甲舰的时代。在这五十年里，由铁甲舰编队进行的决战极少，但在为数不多的海上决战中，铁甲舰无一例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日甲午海战便是其中之一。而黄海之战，则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的海战，使中日在东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彻底逆转。这一胜利，挟带着“文明国”战胜“不文明国”的自豪。待到五年后的庚子事变时，日本对于中国来说，已脱亚入欧，成为西方列强之一，带着它的枪炮和“文明”冲到了紫禁城前。

李鸿章神情黯然地踏上了归国的船只，发誓从此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两年后，当他从欧美访问归来路过日本需要换船时，他让随从在两船之间搭上板桥，从上面直接走过，算是兑现了自己的誓言。李鸿章回到国内时，脸上还缠着绷带。或许觉得无法向国人交代，他用绷带遮住老脸的一半以上。我非昨日之我，我非今日之我。李鸿章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这种陌生让他发自心底地感到寒冷。即使置身于异国他乡，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虽然是春天，他的心情就像冬日里铁青色的天空，压得人透不过气。他被自己所忠于的王朝抛弃了，他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一个愤怒社会的标靶。他在此之前的所有努力，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

从日本回到天津，李鸿章一直称病不出。他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正本。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四个月后，李鸿章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帝阴沉着脸例行公事先慰问一番他的伤势情况后，紧接着话锋一转，声音变得凛冽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帝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一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满脸尴尬。

李鸿章就这样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全民公敌，即使足不出户，他都是报纸头条追逐的焦点。“李鸿章”属于他，也不完全属于他，因为它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北京人胡同口见面，没聊几句，就骂李鸿章。似乎不骂，就无法与时俱进，不骂就不爱国。漫画家用夸张的笔法，将他描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市声喧然，没人愿意听李鸿章的解释，人人都说他在谈判中收了日本人的好处费。绅士和知识阶层义愤填膺，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从四面八方飞进紫禁城，落在光绪帝和慈禧的案头。更有所谓的爱国人士在各种场合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辱国之耻。李鸿章深知宫廷政治的翻云覆雨，随时会将一个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还是被吓了一跳。光绪帝的圣旨适时地下达，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算是给李鸿章留了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至国内，举国哗然，浏阳士人对中国前途更是忧心如焚。当时正在湖北两湖书院读书的谭嗣同和他的好友唐才常尤为激愤。唐才常认为：“恐天下瓜分之兆，已先见于台湾矣。”谭嗣同悲愤疾呼：“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也！”如果列强瓜分中国，则中国人的命运完全操纵于外人之手，使得四百兆人民“胥化为日本之虾夷，美利坚之红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

这对心意默契的浏阳年轻人彻夜难眠，热血盈腔，可又无从下手，不免相对而泣。那些本就脆弱的东西索性烂得稀碎，让他们这些置身于时代潮流中的人体验着惶惑与失望、理想与救亡、激进与保守之间种种的冲突。两人哭完了，觉得抱头对泣，改变不了事实。他们急于想要做些什么，苦无方向。战与和，新与旧，满脑子的冲突使他们先前接受的知识经验受到强烈的冲击。家国之痛，让他们一时间无法接受，以至于无所适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谭嗣同在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所表现的政治态度与先前大为不同。此前，谭嗣同在他的《治言》一文中，强调应付外国侵略的基本之道，不外是古代圣人在《大学》里强调的“正心诚意”。但现在他认为单靠这四个字是不够的，他说：“圣人之道，无可疑也……特所谓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其实他说这句话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王夫之的致用思想。

谭嗣同在二十五岁以后受了王夫之思想的强烈影响。他在很多文本中都提到了王夫之的道器论。无论是儒家的圣人之道，还是天人性命之学，都要落于政治社会之用。我在21世纪的今天，以年近五十的半老之身，想象着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人。电脑敲打出的文字有着冰冷的信息时代的气味。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那留出的缝隙好似一双双看世界的清凉之眼。我对自己说，也对那个年轻人说：遇见你，是你的不幸，还是我的不幸，谁在今天，还能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安静，看着你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寻路。有专家说，你是一个莽撞的孩子，不够成熟。可是在那个莽撞的时代里，你无法超越时代的不成熟而变得成熟，那是违背常识的。此刻，我揣摩着谭嗣同在那个混沌的夜晚写下这封信的心情，比较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生活，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还是要说，我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是的，不过如此。路，依然在寻找。谭嗣同在信中说：“衡阳王子（王夫之）申其义曰：‘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其道哉？”他认为：“西法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他提到了周公之法，主张变法图治。谭嗣同在这里，也有托古改制的思想，而这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很相似。不同的是，康的立论根据是《公羊春秋》，而谭嗣同的是《周礼》。在信中，谭嗣同提出觉醒民众有三种路径：“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二曰学会……三曰报纸。”由此可见，谭嗣同在与康有为接触之前，思想相当接近。谭嗣同很快将他写在纸上的想法，付诸实践。这一年，他和唐才常上书湖南学政江标，请求设立算学馆，专门教习数理化知识，将“尊重西人之实学”与“救国保种”融为一体。

一代人出生，一代人老去，时间从未停下它的步伐。一切都已改变，一切还在改变。在异质文明的对撞中，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寻找融合才是唯一的答案。就像谭嗣同在困意袭来的某个瞬间，在纸上留下的那段话：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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